在战国的历史舞台上，群雄逐鹿，风云变幻。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国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格局。虽说春秋时的中山、卫、宋等国依旧在名义上存活，但已被彻底边缘化，难再称得上大国。例如宋国，在春秋时期一度名声显赫，但到了战国，只因在齐国和楚国的夹缝中勉强求生，才勉强支撑到齐闵王时期。而七国之中，楚国无疑是土地最为广阔、军力最为雄厚的国家之一。它的兵员号称百万，仿佛无敌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楚国却在这段历史中鲜有出彩的表现，这背后隐藏的原因，正是楚国所采用的封君制度，成为了其衰败的根源之一。
楚国的衰退，并非从楚怀王开始，而是从楚平王时期埋下了祸根。楚平王的种种举措，最终导致了伍子胥的复仇与楚国的灭亡。封君制与分封制原本是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，周天子通过将土地封给诸侯，诸侯再将土地分给卿，卿也能将土地再分配给家臣，甚至家臣也有权分封。然而，家臣和家丁所分得的土地并不世袭。最典型的例子便是“三家分晋”，当时六卿的土地几乎都已成为世袭财产，最终比公室的权力还要庞大，简直如同公开拍卖的股份。
展开剩余80%封君制在战国时期普遍实施，各大诸侯国的国君几乎都享有了周天子那般的待遇。因此，各国都逐渐称王，而士大夫的地位也水涨船高。以楚国为例，春申君、魏国的信陵君等封君称号便由此诞生，而楚国率先实施了这一制度。春秋后期，楚平王将伍子胥驱逐出境，送往吴国，这一举动为楚国未来的祸患种下了种子。果然，到了楚昭王时期，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都，楚国因此大伤元气。即便楚昭王之后复国，恢复了一些国力，但余下的隐患依旧无法消除。
为了稳定王室，避免内乱，楚惠王开始将自己的兄弟封为各地的封君，形成了楚国的封君制度。首个封君公孙宁被封为析君，之后陆续封了鲁阳文君、陵君、鄂君等多个封君，最后，楚国竟然封了62个封君。这一制度与西周的分封亲戚和功臣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最终也导致了类似的结局。自此，楚国的朝政便被各大贵族家庭所把持。到了楚悼王时期，吴起意图削弱楚国的封君权力，然而却因力不从心而丧命，尽管有贵族被清洗，但楚国的贵族势力依旧根深蒂固。封藩容易，但削藩难，楚国的政治格局因此愈发复杂，贵族势力始终难以削弱。
不难看出，楚国的致命问题在于其动员能力极为薄弱。楚国虽然疆域辽阔，但粮草与兵员并不充裕，且历代对战争的偏重使得其赋税成为列国之最。相比之下，楚国的军事制度依旧停留在早期的战车战法上，这让楚国在与魏、秦等强国的交锋中，常常处于被动地位。楚国的军队由私兵、中央军和地方兵构成，私兵最为精锐。然而，由于封君们大多不愿参与战斗，许多战争中的“出工不出力”，使得楚国屡次失败。在吞并越国后，楚国再未取得显著的胜利，反而与中原的各国几乎屡战屡败，尤其在魏武侯时期，魏国的进攻让楚国在中原丧失了大片领土。
楚国还有一项特别的制度——战败将领必须自尽。这种制度使得许多封君不敢轻易冒险，往往选择消极避战，而这也导致了楚国军事思想的落后。早在战国初期，魏国已经发展出了重步兵战术，赵国有了胡服骑射，而齐国则拥有了技击士。但楚国依旧依赖传统的战车战法，战术僵化，机动性差，一旦遭遇魏国或秦国这样的强敌，往往被包围并且迅速溃败。唯一能击败的敌人，可能只是战术同样落后的越国。
与楚国的封君制度不同，秦国的封君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初期，秦国的封君制度还受到中原的影响，像秦献公封的公子向等。但随着秦孝公商鞅变法，秦国的封君制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，开始将军功作为封君的主要标准。战国时期，秦国的封君共计25人，其中9人为功臣，6人为降臣。秦国通过功臣封地的方式，成功稳定了新征服的地区。这些封君多被分配到新扩张的领土，如魏冉被封到陶地，樗里疾被封为严君。
秦国的封君制度，注重军功，成就了许多能够为国家扩疆拓土的勇士。与此相对的是，楚国的封君制度几乎没有功臣，很多封君只是通过家族关系获得封地。这使得楚国的朝政缺乏强有力的改革力量。秦国的封君大多来自于战场上的英雄，权力掌握在有功之臣手中，这也让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具攻击性的国家。
然而，尽管秦国通过军功制度稳固了国内的控制，但在统一六国之后，秦始皇废除了封君制度，改为郡县制，这为秦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。但与此同时，秦始皇也削弱了封君的权力，使得在秦朝灭亡后，失去了足够的支撑力量。许多秦朝的核心将领，如章邯、赵佗等人，纷纷投降或自立，导致秦朝迅速崩溃。反观楚国，虽然封君制度已经没落，但陈胜、项梁等贵族依旧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力量，抗击秦朝。
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，普通百姓缺乏文化与权力，但基层贵族却能组织起广泛的力量。因此，秦朝的灭亡并非仅仅因中央集权的衰退，而是关东地区的贵族反扑所致。刘邦本身就是关东人，且早年曾为魏国大夫张耳的门客，这一背景也为他最终登上帝位提供了重要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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